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真是当之无愧，在那些使我们花园深深收益的国家里，中国雄踞榜首。

                                            ——E.H.威尔逊

（右一 E.H.威尔逊） 

从早春绽放的连翘、玉兰，到夏季的芍药、蔷薇和牡丹，再到秋季的菊花，这些中国贡献的园林资源历历在目。

可以肯定地说，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花园中，那些最为美丽的乔木、灌木、草本及藤本植物，没有一处看不到来自中国的代表性植物。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能长久地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保有长久无中断的悠久历史。中国人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开始定居在那片称为“中国”的土地上，属于学术范畴，但中国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000年却是个公认的事实。

在美洲大陆发现之前，欧洲还处于一片荒蛮之时，中国已成为文明古国。

中国与印度的财富传说引起了欧洲的贸易欲望，希望分享他们的财富。这正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于1418年始创航海大时代的原动力，哥伦布的伟大发现便是其主要成果之一。 

1516年，葡萄牙人通过海路抵达中国，之后他们几经辗转将柑橘带回葡萄牙。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种被带回欧洲的外来植物，但很快其他种类也接踵而至。英国和荷兰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随后中国本土那些美丽和有用植物的贸易便正式展开了。通过各种方法，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植

物开始正式引入欧洲。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一些专业的植物采集家被源源不断派往中国。

在这些人中，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将植物采集做到了巔峰。这位最成功的植物采集家运回了190种观赏植物，其中有很多是今天我们的花园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种类。福琼搜集的所有植物，几乎都出自庭园。自此之后，几乎再也没有人在中国花园中发现新的植物种类了，这似乎表明福琼及其先行者的发现几乎已囊括了这一领域内的所有新资源。

1870年，查尔斯·马里斯（Charles Maries）受雇于英国维彻公司（Veitch），他沿长江而上到达宜昌，在那儿采集到鄂报春（Primula obconica ）。当他觉察到当地的中国人有些敌意且乡间没有什么吸引力时，便转身回到上海。途中，他在江西庐山牯岭采集到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 ）种子和它的同科近缘植物金缕梅（Hamamelis mollis ）的种子——在所有同属植物中，金缕梅最为雅致。

早在1869年，佩里·阿曼德·戴维（Pere Armand David）进入四川西部的森林，采集了很多异乎寻常的植物，并将标本寄回巴黎植物标本馆。1882年，佩里·J. M. 德拉维（Pere J. M. Delavay）开始采集云南西部的植物，一直持续到1895年。

从1885年至1889年，A.亨利（A. Henry）着手研究湖北西部的植物。自1890年至1907年，珀尔·P·法格斯（Pere P．Farges）在四川东北部开展植物采集工作。

1899年威尔逊首次来到中国，直到1911年才离开这片土地。在1905年之前，为英国一家著名苗圃维彻公司工作，只可惜这个公司现已不存在了。1906年至1911年，威尔逊为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工作。他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的成果是让1000多种新植物如今在欧美花园中扎根。

威尔逊的中国之行是幸运的。中国人待他既彬彬有礼，又很和善。在中国内陆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和日俄战争期间。在反洋动乱之前或之后访问各处，但却从未受过任何粗野对待。在他的采集工作开始前，雇用并训练了一些中国农民。在全部旅程中，忠心地为他服务。作为植物采集工作的前奏，他去云南西南部的思茅拜访了奥古斯丁·亨利先生（Augustine Henry），给予了他很多忠告，对他接下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在《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中，将会记述一些他在这个花卉王国游历11年的经历和观察到的现象。威尔逊尽可能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西部的植被和风景，以及居住在川藏（Chino-Thibetan）交会地区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的风俗习惯。

大约在2005年底至2006年初，我还在浙江大学工作的时候，恩师陈俊愉先生嘱我一起组织翻译此书，认为本书中文译本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因为在2001至2004年，我和我的学生们翻译出版了大部头的《世界园林乔灌木》（Trees and Shrub ）一书，我是主译，陈俊愉先生是译审，所以先生认为由我来主持翻译此书是合适的。于是我组织了当时浙江大学在读博士生陈波同志和硕士生章银柯同志等，陈俊愉先生组织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园的谢立山、袁惠坤同志和北京林业大学的代树刚同志开展初稿翻译工作。

大约在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初稿，并由我和陈俊愉先生共同进行初步修改和完善。我于2010年8月16日将全部翻译稿交给陈俊愉先生，当时，陈先生已经93岁高龄，但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抽时间做了部分译稿的修改审核工作，但大部分没能完成修改，当时陈先生计划先集中力量完成菊花起源专著，再开展本书译稿的修改和审核。

不幸的是，恩师于2012年6月8日在北京仙逝，大部分译稿未及修改和审核，翻译工作又停了下来。为了完成陈俊愉先生的嘱托，2012年9月师母杨乃琴先生找到了全部译稿，由我继续完成翻译稿的修改和统稿工作，又重新联系出版社。此时我已经到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工作，作为学院院长，行政事务和教学科研工作繁重，加上本人视力问题，翻译工作进展缓慢，翻译难度也确实比较大，特别是书中许多中国西部地名的翻译。

好在后来有了印开蒲先生的《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2月）一书做参考，我核对了地名，解决了大部分地名问题。让我惊喜的是，好友安友丰先生居然在网上旧书市场给我买到了几乎全新的英文原著。2014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力邀我将该书翻译出版。而后我们又通过北京植物园工作的师姐郭翎教授引荐，向哈佛大学图书馆提出请求，希望提供威尔逊当年拍摄的照片档案以提高译本质量，图书馆馆长丽莎女士（Lisa Pearson）欣然应允，无偿提供了所有相关照片。

2015年3月，华南植物园胡启明先生翻译的译本《中国——园林之母》（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此时我们的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一度想放弃这个译本。在各位朋友、师长的鼓励下，也是作为对恩师陈俊愉先生的纪念，我还是继续开展翻译工作，并请主要初稿翻译者陈波副教授和章银柯高级工程师协助参与修改部分章节。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于2016年11月28日定稿。最后的修改过程中，我认真学习了胡启明先生的译本，获益匪浅。

关于本书译名，曾有“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园林之母”等译法，经认真考虑，认为还是采用“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的译法，这也是陈俊愉先生的意见。回顾此书的翻译过程，前后竟超过10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威尔逊一生中曾多次造访中国，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的植被、风土人情等，并将原产中国的1000多种植物引种到西方，其卓越的贡献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威尔逊将这些难得的经历汇集成书，在第二版时，他有感而发，将书名改为China，Mother of Gardens，本书即为该版之中译本。

但遗憾的是，国内很多人对“中国乃世界花园之母”这个观点耳熟却未必能详，甚至并不知道还有威尔逊的这本书。好在有卓见者早于十几年前便开始着手将这部著作推荐给中国读者了。中国著名园林教育家和园林植物专家陈俊愉先生、其高徒包志毅教授以及一批专家学者便是此项工作的积极倡导者。

然而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期间陈俊愉先生的过世，其他版本的先行出版等很多不利因素导致翻译工作几度停顿、搁置。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获知此项工作情况后，决定全力支持该书的出版，与包志毅教授几次讨论，将文本做了精细整理。后来想到威尔逊当年为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引种木本植物和花卉，因此哈佛大学图书馆应该会有材料或线索。经包教授引荐，出版方与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取得了联系。令人惊喜的是，在搜集图片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原书中的照片，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威尔逊在中国西部拍摄的，但未收录到书中的照片。这些——300多幅意义非凡的照片，在今天看来真是弥足珍贵。读者从中不仅能发现威尔逊当年整理植物时留下的足迹，还能体会他所用的一些方法，欣赏到当年中国西部的旖旎风光，甚至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西部住民的原始风貌。

因此，读者将会在这个版本中看到全部300余幅老照片，书中根据图注，将原书中没有但文中有所提及的照片统一插在了相关章节后，而全文中都未提及的照片统一放在了书后。

最后，由于本书是以游记形式记录了威尔逊在我国西部考察、采集植物的过程，书中、照片中所提及的许多植物与地域至今仍能找到，所以希望广大读者有机会可以重走“威尔逊之路”，即可感受“世界花园之母”丰富的国土资源，亦可领略祖国之大美山河。